新加坡政府將研究如何擴大衡量國民生活質量的指標，但陳振聲（Chan Chun Sing）公共服務協調部長在周四（9月10日）表示，政府不希望設定錯誤的目標，以免「誘導錯誤的行為」。
他在國會討論政府如何回應審查委員會關於政治委任職員及國會議員薪資建議時發表了上述言論。
該委員會此前建議，在國家獎金框架中加入一項「生活質量」衡量指標，而該框架決定了政治委任職員部分可變薪酬的數額。
目前，國家獎金與四個指標掛鉤：失業率、中位數實際收入增長率、底端20%人群的實際收入增長率以及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在辯論期間，提名國會議員（NMP）潘建（Kenneth Poon）表示，生活質量指標將能探討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即新加坡人是否生活得良好。
他建議考慮社會進步的四個維度：物質充足度、基本服務的獲取能力、與新加坡的社會聯繫以及主觀幸福感。
另一位提名國會議員哈雷什·辛加拉朱（Dr Haresh Singaraju）博士則詢問，誰將負責制定生活質量衡量標準，何時提交國會，以及即使該指標不計入國家獎金，是否也會向公眾公布。
陳振聲表示，政府希望擴大指標範圍，但在設定目標之前，必須擁有能夠收集並整理成穩定序列的數據。
他指出，設定此類指標並不容易，因為它們可能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且某些因素需要通過多年而非單年進行衡量。
「我們絕對不想設定錯誤的KPI（關鍵績效指標），從而鼓勵或誘導錯誤的行為，」他補充道。
陳振聲強調，生活中有些重要的事情是無法衡量的，新加坡必須小心，不能只看重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東西。
他表示，公共服務部門（PSD）將對此進行研究，並就可行方案提出建議。
同時兼任國防部長的陳振聲還回答了一個問題：政府是否會考慮納入反映新加坡中長期繁榮能力（而非僅限於短期社會經濟表現）的指標。
「內閣和領導團隊的任務，不僅僅是每年達成KPI，或者只關注當下，」他說。
在多年的公共服務生涯中，他學到，在問題發生前就將其預先化解，使公眾無需面對或感知到問題，才是「成功的標誌」。
「成功的標誌不在於我們滅火滅得有多好，而在於我們如何從一開始就防止火災的發生，」他補充道，並表示這通常要求領導者具備更長遠的眼光。
其他建議
提名國會議員吳建（Kenneth Goh）建議，基準薪資公式應考慮私營部門中那些「能反映政治委任職員所需的技能、判斷力、複雜度和責任權重」的崗位工資，而不是使用新加坡前1,000名高薪者的年收入中位數。
陳振聲表示，前1,000名高薪者是一個廣泛的參考指標，並非旨在尋找與部長完全對等的職位。
他補充說，該框架啟動之初僅使用某些特定職業，但後來被認為範圍太窄。
「我們同意應該尋找在職責而非僅在財務角度上更具可比性的崗位。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定義這些崗位？是否會回到最初那種局限的情況？」
吳教授還建議考慮私營部門對比組在三到五年內的平均收入，因為年度之間可能存在波動。
陳振聲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想法，但指出政府的績效不能逐年衡量，且政府可能會更替。
「在考慮這一具體建議時，存在這些實際困難，」他補充道，不同政府部門產生結果的時間周期差異很大。
針對辛加拉朱博士關於政府應明確報告結果目標的建議，陳振聲表示，治理並非一系列KPI的堆砌，新加坡必須謹慎對待發布的內容及其方式。
「有很多事情我們可能無法公布。例如，貿易與工業部（MTI）在幕後為了確保貿易協定而進行的艱苦談判，我們該如何量化？」部長問道。
「外交部（MFA）、國防部（MINDEF）或內政部（MHA）在幕後為抵禦威脅所做的工作，我們又如何向公眾分享這些敏感信息？」
給新加坡更好的機會
陳振聲還重申，提高政治委任職員的薪資，是為了讓新加坡有更好的機會組建一支強大的領導團隊，帶領國家前行。
他表示，最重要的因素是為新加坡人做出正確決策的責任壓力。
「這不是一項商業投資，而是關乎新加坡人的生活和生計。如果一家企業失敗了，我們可以開新公司；但如果新加坡失敗了，我們就徹底完了，」他說。
金錢不應是首要考慮因素，但應作為眾多實際考量因素之一進行討論。
新加坡需要一支多元化的團隊，既包括帶來新鮮活力、想法和視角的年輕人，也包括能夠承擔重大責任的經驗豐富者。
同時，也不能排除那些擁有深厚經驗並能做出實質貢獻的資深人士。
「尋找這種組合已經足夠困難。我們不應該在篩選開始前就通過縮小範圍來增加難度，無論對現任政府還是任何未來的政府而言都是如此，」他說。
「人才池越廣，我們的選擇就越多，找到並組建一支新加坡應得的領導團隊的機會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