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節制的民主與競爭性的威權體制：
「新加坡模式」能走多遠？
長期以來，人們在提到新加坡政治模式時，習慣於稱之為威權政體。
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這位留學英國的政治家，在許多人印象中同樣也是威權有餘、民主不足。
事實上，新加坡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已開發國家，其民主特色同樣非常顯著，這在李路曲教授新著《新加坡道路》一書中得以充分體現。
新加坡發展道路最引矚目的成就是，經過20多年的時間，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經躋身於已開發國家行列。
當前，新加坡人均GDP已達5.5萬美元，超過很多西方已開發國家，是後發展國家中最早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的。
小規模的強政府
新加坡向來以治理優異著稱：政府高效而廉潔，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發展出了一套與多元化經濟社會相適應的「善治」模式。
在公共管理機制上，新加坡是一個面積僅有71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550萬的城市國家，但統計數據顯示，在人口規模和地域面積與之相當的中國城市中，政府機構的規模要比新加坡大得多。
新加坡只設有中央政府，沒有地方政府，是一級政府的行政組織構造，其中內閣各部16個，法定機構40個左右，這其中還有近20個相當於中國的行業協會。
新加坡國會大廈
而規模相當的中國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均是市—區—街道三級政府結構，不但市一級政府設有直屬的政府分支機構—委、辦、局，而且還有區一級政府及其分支機構—局、委、辦。
市一級的政府機構平均約有60個左右，此外每個區政府的行政機構設置平均也達到近42個，加上每個省會城市平均8個區，這樣一來，中國省會城市的政府機構比新加坡要多5倍以上。
這還沒有把街道一級行政組織和黨的專職機構統計進去（新加坡除黨的中央總部外，沒有專設的黨的分支機構）。
新加坡政府的行政層級少，機構規模小，這使得政治輸出和輸入直接而通暢，較少會產生政策扭曲的現象，因此政府的治理工作就相對簡單。
本書特別指出：「從新加坡的情況來看，保持一個主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強政府並不一定要保留龐大的政府機構。」
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很高，它以小而強的政府來主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小政府表現在政府的機構少和官員少；強政府表現在政府主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實現了有效治理。
例如新加坡住屋發展局，就以較好地解決了民眾的住房問題而聞名於世。
它承擔著改善民眾住房的任務，一方面享受政府或國家法令提供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在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下，不但加速推動了住房建設，而且使其因市場機制的引入有較充足的資金保證。
新加坡住屋發展局首頁標語
在經濟方面，新加坡的市場是最自由與最規範的，經濟主體都享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
以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為例，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很大，卻很有效率，高效的國有企業給新加坡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國有企業高效的原因並不是來自壟斷特權，而是政府給國有企業像民營企業一樣提供了自由和規範的市場環境，並遵照市場原則設計了現代企業制度，按照任人唯才的原則選派企業精英進行管理。
在基層社會治理上，新加坡獨特的「互賴式治理」特徵尤為明顯，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社會組織的創立方式，構建了較為和諧的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前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創建的，這種社會組織是半政府半民間性質的，如人民協會領導下的居民委員會，還有早期的民眾聯絡所等。它的功能是貫徹政府的方針，組織民眾活動，溝通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聯繫。
由於這種社會組織的領導成員並不是專職的，因此，他們並不總是政府的代言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民眾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應該說，這類社會組織的特點就是它的半政府性和半民間性，民眾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決定這些組織的作用，而非完全由政府來控制社會組織。後者是自下而上的，也即由民間自發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近十幾年來，新加坡的非政府組織有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企業和企業組織的自由度很大。在近年來的多次國際經濟自由度排名中，新加坡都位列世界第二名。
社會組織積極發揮作用，不僅調動了它們的積極性，也彌補了政府的不足，尤其是社會組織多是根據社會的需要運作的，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浪費。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的政府機構簡單而高效，與它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不無關係。
為了適應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政府與社會組織進行『互賴式治理』的方針，以建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改革傳統的由政府單獨治理的方式。
由此，新加坡政府對社會組織越來越持開放的態度，大力培育和創建社團組織，以實現政府與社會的『互賴式治理』。」
在社會組織的協助下，政府的簡政放權不僅不會導致治理能力的弱化，反而可以在不增設新的政府機構的情況下進行有效治理。
採取這種「互賴式治理」模式有助於消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感，拉近二者的距離，構建合作式治理格局。
社會組織能夠在國家的監管和指導之下逐步發育成長，政府也能在社會整合的同時，保持其自主性，增強執政效率，進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按照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的定義，善治具有參與、共識導向、問責、透明、響應、有效和高效、公平和包容以及遵守法制等八項特徵。
從績效政治的視角來看，新加坡的治理模式確實屬於「善治」。
李顯龍在總理2006年9月自我評估稱：
「全球化的悖論在於它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使得善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
善治不僅僅是對外開放經濟和使僵化的官僚機構煥發活力，它還需要為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為改善社會各階層民眾的生活積極尋求政策。」
一黨執政下的競爭性政治
對於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理解，有三點非常重要：選舉政治的競爭性、多黨政制的持續性與法治政府的有效性。
首先，關於新加坡選舉政治，常見的批評性觀點是：人民行動黨利用手中掌握的國家政權，對選舉進行合法的操縱。
李顯龍（人民行動黨）勝選後被支持者架在肩膀上，向群眾示意
「通過對程序立法的精心設計，以及經過對選戰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術性安排與處理」，以贏得大選。通常做法：
一是推行集選區制度，以大黨優勢排擠小黨。新加坡於1988年推出了「集選區」制度。
集選區是3人以上為一組的候選人群選區，其中必須有一名少數民族出身的候選人，一旦其中的人民行動黨候選人獲勝，三人就可以一起成為議員，一旦失敗，三個議席則為反對黨（需為同一黨籍）所得。
在集選區制度下，人才匱乏的反對黨或不得不放棄集選區的競選，或即使勉強參選也難以獲勝。
2011年之前，人民行動黨獲得了所有集選區的議席。
二是任意劃分選區，拆散反對黨的力量。對反對黨占優勢、人民行動黨勝算不大的選區進行重新劃分，以削弱反對黨支持者的集中力量，降低反對黨的選舉成功率。
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新加坡選舉政治的競爭性——也就是說，雖然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新加坡仍然存在多黨競爭，總統和國會議員都需要通過競爭性選舉產生。
其中，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且必須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大多數國會議員必須得到所在選區多數選民的支持。總理由議會中占據多數席位的政黨領袖出任。
人民行動黨實行「先當議員，再當官員」的政治人才遴選制度。
即必須贏得選民的認可才能當選成為議員，而要成為各部部長乃至總理，必須成為被選民廣泛認可的資深議員。
政府由國會中擁有多數議席的政黨組成，執政黨必須得到大多數選區的支持。
新加坡合法存在的政黨大概有20多個，並且每次國會大選都有多個政黨參與競選。
2011年大選後的新國會87個選區議席中，反對黨工人黨就占有6個議席，並首次贏得了阿裕尼集選區，高票固守住後港單選區。
其次，自建國以來，新加坡一直存在多黨民主體制，反對黨政治已經是一種常態化。
正如作者強調：「新加坡政治體系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並非是一黨專政，而是有眾多的反對黨存在，儘管這些政黨很小，不足以與人民行動黨相抗衡，但是各個政黨仍然能夠與人民行動黨爭奪同一批選民而競爭，並且足以對執政黨形成一定的壓力。」
新加坡獨立50多年來，在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即使是在上世紀60年代鎮壓左翼力量後，也未對任何政黨動用警力，70年代加強了對反對黨的控制，但從未剝奪反對黨在大選中與人民行動黨進行較量的權利。
1981年反對黨重返議會，打破了國會完全由人民行動黨壟斷的格局。
此後，反對黨力量逐步而緩慢地增強，儘管執政黨政府採取了各種措施限制反對黨的競選活動，但近20年來反對黨當選議員的人數和選民的支持率都在不斷攀升。
進入21世紀以後，反對黨和社會組織都有較大的發展，在大選中形成了有效競爭的局面，新加坡民主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
從新加坡的情況可以看到，在一黨長期執政的環境中，不意味著民主政治不能適度發展。
反對黨總是能夠贏得一定數量的席位，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擁護新加坡憲政體制的忠誠的反對黨。
新加坡就是在一黨長期執政的環境中培育了民主的機制和現代法治建設，國會中的在野黨往往扮演基層民眾，對執政黨起到監督作用。
政治學者蕭功秦在實地考察新加坡政治後，也明確指出，新加坡是一個在多黨民主體制的外殼下成功地保持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的國家，具有多黨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徵：
新加坡有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國公開大選，有合法存在的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議會中的多數黨有權組成政府施政等。
第三，法治政府的有效運作是真實的，其形象是新加坡在世界上最耀眼的國家名片。
新加坡政府以高效廉潔而著稱，在後發展國家中最早建立起法治社會，不但政府的廉潔指數多年位居世界前列，而且社會的法治化程度也名列世界前茅。新加坡對濫用職權、貪污受賄的官員懲罰特別嚴厲，從罰款、因被開除而喪失公積金、沒收財產、監禁到數罪併罰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