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近日發布的《亞太地區經濟展望》(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for Asia and Pacific)中下調了該地區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速。繼預測後疫情時代亞太地區經濟會強勁復甦，2021年增速高達6.5%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預測，該地區2022年和2023年的增速將分別放緩至4%和4.3%，略低於過去20年間5.5%的平均增速。
下調增長預測值是因為全球經濟面臨的幾個不利因素：包括中國嚴格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和緩慢到來的房地產危機，烏克蘭戰爭導致的長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美聯儲激進的大舉加息和隨之而來的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動逆轉。
由於今年多數亞洲貨幣兌美元匯率大幅下跌，各國央行紛紛出手干預，以穩定本幣匯率。大規模的外匯干預和外匯儲備的迅速枯竭導致人們甚至將其與大約25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AFC)相提並論。
作者簡介
Ramkishen S. Rajan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楊邦孝講席教授
Ramkishen S. Rajan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楊邦孝經濟學講席教授，曾任ESSEC高等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在2006年至2016年，他於喬治梅森大學擔任國際經濟政策學教授。Ramkishen S. Rajan教授的研究領域為：亞洲貨幣政策及金融地區主義、匯率機制及影響等。
Bhavya Gupta
Bhavya Gupta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博士在讀生，也是耶魯大學國際福克斯學者(Fox International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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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亞洲金融危機重演的擔憂沒有依據可言
儘管南亞的一些國家，尤其是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確實像東南亞的寮國一樣，因嚴重的經濟管理不善和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陷入經濟癱瘓，但亞洲其他新興國家的抵禦能力要強得多，不太容易重蹈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本文列舉了十大原因，說明我們不必擔憂亞太地區會再次出現金融危機。
原因一：東亞經濟體的對外貿易比以往強大許多，許多亞太地區經濟體的經常帳戶都有盈餘，但也有一些國家例外，如菲律賓和柬埔寨。
原因二：如今，亞太地區對短期外債的依賴大大降低。這種債務在1997年被人們廣泛認為是導致亞太地區金融脆弱性的主要來源，因為它導致了當時該地區資本流動的急劇逆轉。
原因三：大多數國家已經放棄了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這種制度不利於亞太地區的各國央行應對外部衝擊。如今，貨幣匯率普遍變得更加靈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該地區受外部衝擊的影響。企業和金融市場也已經適應了在一個波動匯率的環境中運作。
原因四：隨著匯率靈活性的提高，亞太地區貨幣政策框架已經變得更加透明且系統化，增強了其可信度。這使得金融市場對這一地區的金融管理局更有信心，相信他們有能力應對國內及全球的不利影響，維持健全的宏觀經濟管理。
原因五：銀行業在金融危機後進行了全面重組，如今亞太地區大型銀行擁有的資金更加充足，流動性充足，應對風險的能力也更強。大型銀行受到的監管也更加完善，足以抵禦資產負債表震盪所帶來的衝擊。
原因六：亞太地區的資本市場更加深入和多樣化，在主權債務方面對美元融資的依賴程度降低。能夠以本幣借款之後，各國政府就不再面臨巨大的貨幣錯配和匯率風險。
原因七：亞太地區各行各業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普遍比以前好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公司治理標準和加強監管方面取得的進展（儘管中國可能是個明顯的例外）。
原因八：儘管亞太地區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有所下降，但我們應正確看待這一問題。許多亞洲經濟體此前一直在持續擴充其外匯儲備，尤其是在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之間。因此，根據最普遍接受的衡量標準，外匯儲備實際上已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並且仍然充足。
原因九：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為加強雙邊和區域性兩個層級的外部資金流動性框架來應對國際收支緊張的嚴峻時期，亞太地區已做出切實努力，使其在必要時能夠相對迅速地應對危機局勢。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流動性調節工具逐漸增多，為該地區創造了一個有安全分級的金融安全網。
原因十：在過去幾年裡，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管理工具包進一步豐富，並得到了IMF綜合政策框架的支持。現在擁有的工具也更加廣泛和多樣化，包括資本流動措施(CFMs)和宏觀審慎政策(M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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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漏洞
總體而言，受益於廣泛但曲折的經濟改革，與25年前相比，目前亞洲大部分地區在宏觀經濟和對外貿易上的抵禦能力要強得多。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漏洞亟待解決。
首先，儘管亞太地區的本幣債券市場已經發展成熟，但一些東南亞國家本幣債券的外資持有量相對較高，這使得這些國家容易受到全球風險偏好突然轉變的影響。因此需要採取措施，在亞太地區培養更大的本地投資者大本營，以避免突然發生劇烈的資本外流。
其次，IMF的報告也對2007年以來非金融行業企業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日益增加表示擔憂。在當前背景下，由於匯率大幅波動和利率不斷上升，不斷積累的債務導致了外部脆弱性。此外，亞太地區企業的國際金融活動也變得日益複雜，使得識別和監測外部脆弱性更加困難。
最後，儘管金融創新的快速發展促成了普惠金融的誕生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但它也創造了一個龐大的非銀行領域，包括快速增長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加密宇宙，它仍然在許多國家的監管範圍之外。如果管理不當，這種非銀行領域可能會對金融穩定帶來風險，特別是在金融狀況收緊和全球金融環境脆弱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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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2022年11月9日首發於《新加坡商業時報》。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 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
作者：Ramkishen S Rajan & Bhavya Gupta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