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南歸這樣近幾年才去新加坡的年輕人，在新加坡淘金熱的反襯下，想要在當地紮根的生存壓力又升了一大截。
「新加坡很無聊」，他說。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大約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用一天時間就能步行穿越。剛來新加坡的時候，南歸加了一個徒步群，不過半年之後，這個群就安靜了下去，「大家已經把所有能玩的都玩過了」。
南歸是典型的網際網路技術精英，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他在新加坡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從他的朋友圈能夠看到，他在周末輾轉於人才濟濟的校友聚會，在周圍高樓聳立的金沙灣開帆船，今年上半年，他去了國外旅行，看到了伊斯坦堡的貓和巴厘島日落時紅色的天空。無論怎樣，都不能說他在新加坡過得不好。
在新加坡金沙灣開帆船（照片為採訪對象提供）
但他有自己的煩惱。
南歸在辦公室里常與同事們聊起，他們很難在谷歌、Meta這樣的國際大公司謀得一階半職。
隨著外來人口增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平衡本國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全球三分之一的500強企業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設在了新加坡，但它們仍偏向於聘用本地人。
許多國際大公司選擇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設在新加坡
儘管只是第一份工作，但南歸覺得自己似乎已經走到了職業發展的天花板，目前為止，他還沒找到一條向上的路。
有很多東西是容易得到的，但也有另一些「天花板」遙不可及。
在新加坡，只有11%的人擁有私家車，擁有一輛汽車的成本極其昂貴，即便是最便宜的車型，每月的開銷也在2000新幣（約10260人民幣）以上，並且只有十年的使用權。
私家車的擁有權，超過了物理上的含義，成為個人財富與社會地位的象徵。整日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有一道無形的牆，隔開了坐在汽車裡的人和乘坐公共運輸的人，他們是涇渭分明的兩類人。
更多人被隔在天花板的另一邊。
Charley說，新加坡有一個名詞叫「外勞」，形容那些做著低技術工種的外籍勞工，他們從事的往往是本地人不願做的工作，比如建築工人、流水線工人或家政人員。外勞主要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還有中國。
大多數外勞居住在簡陋的勞工宿舍，2020年，被隔離在宿舍里的外勞成為了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人群。
勞工宿舍條件簡陋
在Charley所在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幾乎看不見「外勞」。不過一次請人裝修時，他遇到過一位，對方告訴他，平常吃一頓飯，3新幣（約15人民幣）就夠了。他還遇到過一位從馬來西亞來的理髮小妹，每個月能掙3000新幣（約15390人民幣）。
新加坡是亞洲國家裡罕見的文化熔爐，人們的膚色、口音多種多樣，也隱隱標誌著各自的身份。Charley說，一次他坐在出租上與司機攀談，司機對他說，你不像新加坡人，也不像中國人。原因一是新加坡的年輕人一般不習慣和司機說話，二是他的英文說得很好。
沉默、內向，英文普遍說得不流暢，是華人在當地人心中的集體印象。
「大家來這裡都是賺錢的」，南歸說。除此之外，別的指望似乎不多，他想過，如果以後新加坡不好待了，就去歐美找找機會。
新加坡要起飛了，但他乘不上那陣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