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學時，當年的低年級的華文課文多數是押上韻的，容易朗朗上口。小一上的《華文》第一課課文，今天尚能記憶猶新。記得課文是這樣的：「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那時候我們讀到 「哥哥」時，念的音是「ㄍㄜ ㄍㄜ」，都是陰平聲。這裡特地以注音符號標註而不用漢語拼音，因為我們在上小學時，學的是注音符號。過了好長的時間，或許是聽了廣播電台，我才懂得念成「gēge」，也知道「爸爸」、「媽媽」、「姐姐」必須念成輕重音。
仰之彌高的「官話正音」
早年新加坡學校，華文老師一般不注重語音的規範，不單是捲舌音和平舌音搞不清楚，sh和 s、ch和c、zh和z不分；撮口音、彎口音經常念錯，「劇院」和「妓院」、「學子」和「鞋子」讀出來同聲同調。更甚的是老師來自不同籍貫，造成課堂上南腔北調百鳥爭鳴。有些源自閩籍的老師會把「福建」念成「胡建」、「分數」讀成「婚數」；粵籍老師念「光輝」為「光飛」、 「老虎」為「老甫」；潮籍老師教我們「有邊（biang）讀邊（biang），無邊（biang）讀中間（jiang）」。
（六十年代小學華語課本。圖源：林恩和）
我把當年這種讀音混亂情況寫出來，心裡絲毫沒有嘲笑的念頭。只是想告訴大家，我們飽含百年滄桑的華語，如何一步一步艱辛地走出來。作為孤懸海外華語大家庭的一員，語音規範是一種奢侈，「官話正音」天高皇帝遠，仰之彌高，大可不必像今天那麼樣地去重視。魯迅在《門外文談》里不也這麼說：「現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里，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確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言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是主力」。對我們來說，能掌握華語就心滿意足了。多元語音混雜共存，反而更能體現華語的包容和共生的格局。
（新時代國語教科書·第三冊。圖源：林恩和）
官話教學成為新加坡新學堂的共識
一百多年前中國維新派發起維新變法，主張「廣設學堂，提倡西學」。1901年清政府面對壓力，實行「新政」，頒布「興學詔書」，效法西方和日本學制，新式學堂大量湧現。流風所及，新加坡華文新學堂的設立，與中國幾乎同步。1905年廣肇養正學堂創辦，首開風氣。接著道南、應新、崇正、端蒙、啟發、育英、通德、南溟等新學堂，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
1905年，大清駐叻總領事署在新加坡倡導 「官話正音」，各幫（方言群）華人紛紛響應，土生華人不落人後，在「 打球閣」會所開講「正音」，由總領事署派人充當教習。
新學堂雖說分別由各幫華人創辦，道南、崇正、通德屬閩幫；應新、啟發屬客幫；育英、南溟屬瓊幫；養正、端蒙分屬粵幫和潮幫。各幫華人在辦學時，一致採用「官話」教學，收生也不分彼此。維新派的戊戌變法，在中國遭遇挫折，在南洋卻激活華人意識，打破華人以「幫」為特色的方言族群藩籬。依靠辦新學、用官話，新加坡華人無意間實現族群的整合。
（端蒙學校。圖源：林恩和）
從人人爭當倉頡走到「國語統一」
中國清末，國勢積弱不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你方唱罷我登場，力求革新圖強。刨根究底，「漢字」竟然被認定為罪魁禍首，現在看起來，令人覺得不可思議，難於理解。1892年，來新學習英語四年的歸國青年盧憨章提出「切音新字」，成為首創音字的元祖。此後舉國學者，如醉如狂，人人爭當倉頡，各種拼音方案紛紛出籠。「統一語言，以結團體」成為共識。統一語言的主張，競相投入創立拼音新字，以取代被視為「落後」的漢字。
宣統二年（1910年）清朝學部頒布「編訂官話課本，編輯各種辭典」。1919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第七號令公布：「『國文』均改為『國語』」。短短几個字的命令，建議小學教文言的「國文」改為教白話的「國語」。在「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的訴求下，國音運動發展成為層面更廣的國語運動。
地處南方，式是炎荒的叻地，化外之民，文教不興，自然缺少「公知」，也遠離南北方言孰為國音之辯。蕭規曹隨，當年叻地學堂，採用何種國音，難以稽考。192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新時代國語教科書》，全部採用語體文編寫，做到不摻雜文言。隔年，新加坡學堂跟進，開始「國語」白話教學。
石叻腔、聯邦腔、印尼腔各行其道
記得讀小學時，最初用的字典是《學生國語字典》，後來相繼買了《辭淵》、《王雲五四角號碼辭典》。這些字典辭典，採用ㄅㄆㄇㄈ注音符號，注的音是民國教育部審定的「國語正音」，許多字的讀音跟今天《新華字典》漢語拼音的「普通話」大相逕庭。比如「角色（juésè）」,當年的讀音是「jiǎosè」，「攜手（xiéshǒu）」是「xīshǒu」，「成熟（chéngshú）」是「chéngshǒu」；「風」、 「鳳」不像今天讀成「fēng」、「fèng」，而是「f ōng」、「f òng」，蒙古的「蒙」 （méng）念「mōng」，「翁（wēng）」 是「wōng」。受方言影響，我們當年在學校里學的許多字，其音調與「正音」還是有差別的。比如發第三聲的「鐵」（tiě），我們習慣讀作第四聲的「tiè」；「吃」（chī）是陰平，讀作去聲的「chì」。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同樣地處南洋，採用同樣課本的印尼、聯邦（指前馬來亞聯合邦），華語的發音也與新加坡有所差別。比如聯合邦的華人把「新加坡」（xīnjiāpō）說成「xīnjiǎpō」，「加」發為第三聲，「很了不得」說成「幾厲害一下」，新加坡人總愛把這稱為「聯邦腔」，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新加坡華語在別人眼中不也是「石叻腔」。印尼華人受印尼語影響，說起華語音調短促，四聲難分，特別是「人」，發音如英文「R」的顫音。新加坡華人說到「人」時，也有同樣的毛病，只是顫音不像印尼華人顯得那麼重罷了。
地方特色展示華語的多元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不同的鄉音。語言變種或語音差異，是在地的環境、文化、社會等不同因素導致。一般來說，語言標準化和語音一致化，依靠的是國家意志和權力介入，地方語言的出現，則是身份認同和鄉土情感的需要。一般學者喜歡強調語言的規範和標準化，好像做不到這點，會造成溝通的不便和學習時間的浪費，甚至把它視為語言的災難。新加坡獨立後，為精簡華語當作第二語言的學習，曾經強調讀音和詞語應與漢語普通話無差別地保持一致，因此提議取消本地常用的「巴剎」，改用「菜市場」，「巴士」改稱「公共汽車」，「系（jì）好安全帶」也因改用簡體而說成「系（xì）好安全帶」。「強扭的瓜不甜」，由於用語習慣難於改變，只好不了了之。
二戰之後，新加坡殖民地教育部門提出「十年教育計劃」，規定華校教科書內容必須去中國化，強化本地色彩。1947年之後，標榜「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紛紛出版。新版教科書把許多本地特有詞語納入教材，比如胡姬花、榴 、紅毛丹、山芭、巴剎等。新加坡教科書在保存、傳承和傳播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特有名詞，居功至偉，不單豐富了華語的內涵，也造就南洋華人寶貴的文化遺產。
文學成就華語、華語造就文學
新加坡從自治到合併組成馬來西亞時期，很慶幸地華文教科書這一塊，尚未受到公權力的關注。當年華校課本，還保留著「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這民國教科書傳統。小學《華語》課本編者會細心挑選一些新文學作家的作品，編進課本里。五年級《華語》課本的一篇課文《一個小農家的暮》，就曾深深地觸動我：
她在灶下煮飯，新砍的山柴，必必剝剝地響。
灶門裡嫣紅的火光，閃著她嫣紅的臉，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他銜著個十年的菸斗，慢慢地從田裡回來；屋角里掛去了鋤頭，便坐在稻床上，調弄著只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里去，看一看他的牛，回頭向她說：「怎樣了，我們新釀的酒？」門對面青山的頂上，松樹的尖頭，已露出了半輪的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看著月，還數著天上的星：「一，二，三，四……」「五，八，六，兩……」
他們數，他們唱：「地上人多心不平，天上星多月不亮。」
為什麼把「傍晚」稱作「暮」？小小年紀，似懂非懂，只覺得特別，感到新鮮。就是這麼一個小農家的暮，讓我的心兒，早早插上文學的翅膀，在場上孩子們數著星星聲中，翱翔在充滿詩意的夜空。
作者為《怡和世紀》副主編
本文《鄉音難改說新加坡華語》，原載於《怡和世紀》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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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和丨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