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嘉順，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社會學實驗中心主任、華僑大學社會科學調查與數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包括人口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社會項目評估、華僑華人等。
作者：王嘉順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來源：華僑華人研究報告 2018
摘要：新加坡雖是一個多種族和多宗教的國家，但是它社會安定、宗教和諧，研究新加坡宗教信仰和價值觀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和參考價值。本文使用新加坡歷次人口普查數據，特別是最新一期的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的結構及其變遷，同時使用有關調查數據分析了新加坡不同種族、不同宗教間的基本價值觀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實證分析發現，新加坡各宗教信眾間的價值觀有趨同態勢，出現的原因在於新加坡華人通過宗教信仰傳播其價值觀，同時新加坡政府以中華文化價值觀為內核的國家治理理念也是其背後推手。
關鍵詞： 新加坡 價值觀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的文化特徵之一，也是人類社會價值觀及其體系的重要來源之一，宗教信仰在傳播的同時也在擴散它所蘊含的價值觀，可以說宗教信仰與價值觀之間具有重要的聯繫。東南亞是世界上最具宗教多樣性的地區之一，大大小小的宗教信仰星羅棋布，甚至在一個國家內部也能見到諸多的宗教派別，其中尤屬新加坡最為典型。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城市國家，人口構成以華人為主，但是它的宗教信仰組成又是複雜的，除了常見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外，還有耆那教、錫克教、猶太教、拜火教，甚至還能見到稀有的天理教和答亥教[1]。但是眾多的宗教信仰並沒有使信眾之間產生隔閡和衝突，反而是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眾間保持和諧共生的局面，這種美好的場景不是自發出現的，它與新加坡政府的積極引導分不開。通過頒布旨在維護宗教和諧的法律，制定保持多元但不失整體性的種族政策等措施[2]，特別是新加坡政府於2003年面向全體新加坡人發布的《宗教和諧聲明》，並鼓勵他們在每年的種族和諧日朗讀該聲明，以這種頗具儀式感的方式來培養和鞏固新加坡人的宗教和諧意識[3]。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給其他同樣面臨種族和宗教多樣性問題的國家和地區樹立了一個典範，這種典範不僅體現在對多種族和多宗教人口的管理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不同種族和宗教間的文化交流互鑒方面。宗教信仰作為人類價值觀的主要來源之一，它的傳播與發展對價值觀的擴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價值觀的擴散也是文化交流互鑒的重要方式和表現。因此，新加坡的宗教和諧現象值得我們從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的關係角度加以研究，本文試圖比較包括華人在內的新加坡不同種族在宗教信仰、基本價值觀上的異同，並對這種異同和各種族的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並由此探討宗教信仰對價值觀擴散的作用。
宗教信仰與價值觀的關係概述
（一）價值觀的概念及其作用
價值觀是一個受到眾多學科關注的概念，這些學科從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延伸到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4]，由於這些學科在基本觀點、方法論以及研究範式上的差異，它們對價值觀的著眼點並不相同[5]，由此導致它們對價值觀的界定也莫衷一是。本文則將價值觀視為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因此主要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介紹該學科對價值觀的認識。最早對價值觀進行界定並獲得相當共識的要數著名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C.克拉克洪（C.Kluckhohn），他認為價值觀是關於什麼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特徵，而且它還影響人們對行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選擇[6]。到20世紀70年代，波蘭裔美國社會心理學家M.羅克奇（M. Rokeach）深化了人們對價值觀的認識，他認為價值觀是「一個持久的信念，認為一種具體的行為方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對個人或社會而言，比與之相反的行為方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更可取」[7]。
從以上學者的論述可以看出，價值觀不僅對個人具有重要作用，對一個社會也是如此。著名美國社會學家T.帕森斯（T.Parsons）就曾經指出，價值觀是社會成員共享的符號系統[8]。如此一來，價值觀就具有了群體或曰社會屬性，但是這又生髮出兩種看似有所聯繫但又有所差異的價值觀，即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社會價值觀是指，「隱含在一套社會結構及制度之內的一套價值，這套價值的持有使現有的社會架構得以保持。社會制度在這裡包括社會化、社會控制、社會規範及社會獎懲等。它通過規範、價值、懲罰等，給個人帶來外在壓力，也通過社會價值的內化，給個人帶來就範的壓力」[9]。文化價值觀則是指，一個文化中的成員在社會化過程中被教導的一套價值，而該套價值在文化成員中是普遍存在的[8]。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雖然都是指群體成員共有且需遵守的價值，但兩者又有所差異。一方面，前者強調面向社會所有成員的價值觀，而後者只強調是針對一種文化中所有成員的價值觀。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單一文化，那麼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較為接近；如果一個社會包含多種文化，如由種族、宗教分化導致的多個文化群體，那麼社會價值觀要輻射到可能的多種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社會價值觀一般通過社會控制、社會規範及社會獎懲等強力手段實現價值觀的社會化，施加這些強力手段的往往是國家，而文化價值觀的強力性稍弱，施加手段的是非國家主體，如家庭、社區等。
雖然社會層次的價值觀有細微的差別，但是它們對社會成員的作用比較接近。比如，羅克奇認為價值觀具有規範性和禁止性的特徵，它是社會成員的行動和態度的指導[10]。在具體社會中，國家或社區、種族可以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實現價值觀的社會化，從而達到特定的目的。比如，新加坡政府對其國家的大學生進行共享價值觀的培育，他們將中國儒家的「八德」作為培育的內容之一，尤其突出愛國精神和對國家的認同，並強調個人對國家、社會的責任[11]。新加坡的做法凸顯了大多數國民持有共享價值觀的重要性，因為這種共享價值觀同國家和社會穩定息息相關。對於現代國家來說，有一種能讓大多數社會成員認同的價值觀非常重要，它可以減少社會發生衝突的風險，更可以促進社會的有效整合與均衡、協調發展[12]。
（二）新加坡宗教信仰概況
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特徵，新加坡也概莫能外。作為一個建國時間不長、種族構成複雜的城市國家，多元的宗教信仰是政府和執政黨需要謹慎處理的國家治理課題。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它的宗教信仰基本具備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出現的宗教在全世界來看是最多最複雜的；第二，宗教具有多變性；第三，宗教帶有神秘性；第四，宗教具有明顯的混合性[13]。上述特徵是圍繞宗教信仰本身的發展和變化來總結的，但不同宗教信仰人口的變遷也能反映新加坡宗教信仰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特徵。張禹東在國內較早使用新加坡人口普查數據對其宗教信仰進行分析，使我們得以從社會人口結構角度來把握新加坡的宗教信仰狀況，他發現新加坡的宗教信仰體現為：第一，多元宗教信仰與其多元種族相關聯；第二，宗教多樣性與語言多樣性相互作用；第三，各種宗教信仰間缺乏深層互動和溝通；第四，華人由於其人口規模的絕對優勢使其宗教信仰占據了新加坡宗教的主流[14]。
由於華人在新加坡的種族結構中占據優勢地位，對新加坡宗教信仰概況的把握尤其要關注華人的宗教信仰。整體而言，新加坡華人宗教有以下特點：第一，主要來自於祖籍國中國，但在移入國獲得發展；第二，所供奉的神明趨於多元化；第三，各種神明摻雜，不加區分地崇拜[15]。如果仍以社會人口結構角度觀之，特別是從華人宗教信仰基本構成的變化來看，其特徵主要有三：第一，華人宗教信仰類別基本不變，但構成比例出現明顯變化；第二，華人傳統宗教信奉者的年齡構成趨於老化，而無宗教信仰者和基督教徒的年齡則趨於年輕化；第三，華人各主要宗教信仰的信奉者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各類別的教育構成比例發生較大變化[16]。除了上述人口結構的變遷特徵之外，近些年來，華人宗教信仰還呈現世俗化的特徵，其主要表現有：第一，華人對傳統宗教的信仰逐步淡化；第二，宗教崇拜儀式等禮儀活動逐步簡化寬鬆；第三，華僑華人傳統宗教的倫理化和當地化現象明顯[17]。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新加坡宗教信仰概況主要基於20世紀末人口普查資料的梳理，時至今日，一些新現象、新狀況、新特徵已經出現，需要我們基於最新的數據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這也是本文的主要內容之一。
（三）新加坡宗教信仰與價值觀的關係概述
宗教信仰是價值觀的主要來源之一，那些關於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意念大部分來自於各種宗教信仰的教義。由於不同宗教信仰通過各種教義或者戒律要求自己的信眾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宗教信仰幾乎就是價值觀。對於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民族與宗教既是文化共同體又是價值共同體，儘管兩者有時互相滲透，但有時也呈現不同的價值訴求[18]。對於這種狀況，新加坡政府採取的是宗教寬容或曰宗教和諧策略，對新加坡宗教信仰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不會否認的一點就是各宗教間雖然有所差異，但求同存異是主流，標新立異則不被肯定和支持。一方面，新加坡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人口結構，使得整個社會更加包容和開放，那種孤立極端的宗教信仰不被整個新加坡社會認同和接受；另一方面，政治人物認識到宗教的複雜性和敏感性，因此制定了適合新加坡的宗教政策[19]。
說到新加坡的宗教政策，就不得不說新加坡政府對共同價值觀的重視，因為所謂宗教和諧其實就是種族和諧，也就是價值觀和諧。早在1991年新加坡政府就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而所謂共同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20]。這些價值觀在不同種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中得到廣泛認可，所以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地方像新加坡這樣，能夠做到不同宗教信仰信眾間的價值觀趨同，由於宗教差異而導致的基本價值觀差異甚至背離得到較好解決。
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結構分析
（一）數據和方法
對種族和宗教進行社會人口結構分析是進一步分析宗教與價值觀關係的基礎，在本文之前，已經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新加坡人口普查資料對相關內容進行分析並得到了重要發現。但是這些研究基本使用2010年甚至是2000年和1990年的人口調查資料，這些資料反映的狀況在這幾十年間可能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本文主要使用2015年新加坡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對最新的種族和宗教的社會人口結構進行分析。該數據資料來源於新加坡綜合住戶調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該調查是在兩次人口普查中期進行的抽樣調查，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小普查，而一般的人口普查是每十年進行一次，這也就意味著新加坡2015年的小普查數據能夠反映目前最新最全面的種族和宗教狀況。本文搜集到的數據不是小普查的原始資料，而是經過加工處理的匯總性數據，因此我們將主要採用描述統計方法來分析當前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的狀況。除此之外，為分析人口的變遷趨勢，本文也將結合2000年、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新加坡統計年鑑（2017）》登載的數據一併進行分析。
（二）各種族人口結構分析
以種族分布來看，新加坡是一個典型的以華人為主的多種族國家，這樣的種族構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加坡建國伊始。華人占總人口的絕對優勢無論是從公民人口數來看，還是從常住人口數來看都是當之無愧的。表1是2015年新加坡0歲及以上按種族、年齡組和性別分的公民人口數，由該數據可以計算得到各種族人口數占總體的比重，其中華人占比76.2%、馬來人占比15.0%、印度人占比7.4%、其他種族占比1.4%。需要說明的是，表1中的公民人口只包括新加坡的正式公民，不包括持永久居住許可證的人口。從該表中還可以看出，華人男性的數量在60歲以前均超過華人女性的數量，但是從60歲開始，華人女性數量反超華人男性數量，至於馬來人和印度人分性別的人口數量演化趨勢基本也是如此，這可能主要同男女人均壽命的差異相關。
除了公民人口數體現華人占新加坡公民總體比重的絕對優勢外，常住人口的種族構成也很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優勢。表2是2015年新加坡0歲及以上按種族、年齡組和性別分的常住人口數，由該數據可以計算得到各種族人口數占總體的比重，其中華人占比74.3%、馬來人占比13.3%、印度人占比9.1%、其他種族占比3.3%。從構成比重來看，華人仍然具有人數上的優勢，同時印度人的比重略有上升；從絕對數量來看，華人增加的數量最多，印度人次之；從男女構成來看，華人、馬來人均從20～44歲年齡段開始女性的數量超過男性，由此可以推測大部分永久居民可能為女性。
從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來看，新加坡的種族構成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都保持較為穩定的狀態。表3是使用新加坡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和2015年小普查等資料計算得到的各種族人口構成，其中2000年由於資料可得性原因，只統計了15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而其他年份則是0歲及以上人口數目，2000年的比重結果或許可以說明華人中的少年兒童比重相對其他種族的較少。
（三）各宗教人口結構分析
1.不同居民身份和性別的宗教人口分析
依照新加坡官方確定的宗教類別，新加坡15歲及以上各宗教人口的比重依居民身份有所差異，而且不同宗教人口的性別結構也呈現一定特點。我們從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常住人口三個統計口徑來分析新加坡宗教人口結構。首先，從新加坡公民來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伊斯蘭教、其他基督教、道教、天主教，但如果將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併計算，這兩者的比重可以達到18.25%，則將超過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口規模，其比重可以排在第2位。其次，從永久居民來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印度教、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同樣，我們還可以將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併為一類，但是它們的比重位次沒有變化。最後，從常住人口來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伊斯蘭教、其他基督教、道教和天主教，若再將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併計算，則其比重位次將上升至第2位（見表4）。
從表4還可以看出，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永久居民，他們當中有宗教信仰的比例都較高，兩類人群中無宗教信仰的比例分別只有18.24%和19.77%。表4中以性別比作為性別結構的指標，從各宗教人口的性別結構來看，女性比重整體上更高。首先，從新加坡公民來看，所有的宗教類別中均是女性人口超過男性人口，其中道教和伊斯蘭教信眾的男女比重極為接近，佛教和印度教信眾的男女比重較為接近，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眾的男女比重則差異較大。但是在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中，男性比重大大超過女性。其次，從永久居民來看，各宗教人口整體上仍然是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人口，但是有兩個變化。一個是信奉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男性人口要多於女性人口；另一個是除上述兩個類別之外，宗教信眾中女性仍然要比男性人口多，而且差距相較於新加坡公民更大。最後，從常住人口來看，除了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信眾中男女人口基本持平以外，其餘宗教信眾中的女性要比男性多，但相差不會太大，只有錫克教、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眾中的男女比重差異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