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粲近照
沒有童年
「廣東省澄海縣」,當這幾個字樣出現在國燦的出國臨時登記證上時(1937年12月19日),距離日本人首次空襲廣州城已過去了三個多月。次年,邁入人生第四個年頭的國燦跟隨父親、母親、庶母、姐姐、大哥及二哥搭乘輪船前往新加坡躲避戰亂。此後的年歲里,他們身後的祖居地似乎被一陣風颳走了,只留下幾片落葉在冷冷的月光下微微顫動著。
抵達獅城之後,他們一家大小在大坡二馬路的一座三層樓的建築物里安頓下來。父親經營的信局在一樓,二樓是貨倉,三樓是他們的住家。
垂髫之年的國燦雖然時常跟近鄰的小夥伴在二樓的貨倉玩耍,但他總也無法擺脫內心深處那股莫名的孤獨感。母親跟庶母每天都在明爭暗鬥,她們把不開心狠狠地甩給對方,又牢牢地貼在自己臉上,尤其是母親,當她煩悶之時,國燦就成了出氣筒。而整日躺在煙床上的父親(抽大煙據說是為了減輕病痛),他也只是在酒癮發作的時候,方想起這個尚可幫自己跑腿的麼兒。至於年長國燦10歲及5歲的兩位哥哥,此時的他們眼裡哪裡還有這麼個小人兒?
缺乏父母之愛兄弟之情的國燦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孩子」,若不是還有個深居簡出的姐姐,可能連他自己都會忘了自己的存在。
七歲那年,他曾邁進啟發小學的門檻,但沒過多久,日本兵的鐵蹄即踏碎了他的讀書夢,父親的信局也無法繼續經營下去,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頓之中。營養不良加上缺乏照顧,國燦的小腿潰爛不斷,但他不得不忍痛去巴剎排隊買劣等香蕉或到街上撿拾貨車抖落的米、豆之類。
失學的國燦時常浪蕩街頭,參與打架鬥毆,或者鑽進陰溝里跟小夥伴玩捉迷藏。所有這一切後來都被他寫進了一首小詩里:「只有紅泥小路」,「只有破敗與污穢」,「只有貧窮與飢餓」……
沒有童年。
端蒙小學紀事
日軍撤離後,11歲的超齡生國燦報讀端蒙小學三年級,即將告別兒童時代的他終於可以坐在課室里好好享受讀書之樂了。但其實,失學在家的日子,他就常常一個人躲在角落裡翻看租來的小人書,那時的他不認得幾個字,連蒙帶猜讀得津津有味,久而久之竟然無師自通。隨著識字量的增加,他也租一些鬼故事、民間故事及偵探小說之類來讀。重返校園之後,國燦的華文程度遠遠高於一般學生,深得老師喜愛。
李谷僧是國燦遇到的第一位華文老師,李老師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他不時會給學生講解古詩詞,並要他們背下來。一次測驗中,他把王勃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打亂字序讓學生重組,國燦答對了,受到老師的表揚。國燦的面前自此多了一扇窗——古詩詞之窗。
另一位華文老師因為講課時有個習慣,就是沒講幾句就輕咳一聲,同學們私下裡稱他「肺癆老師」,日子久了真實姓名也就不得而知了。話說肺癆老師在一次作文課上竟然要大家寫一篇小說,國燦提筆寫了一篇有人物對話的習作交了上去,結果老師給出如下評語:「文本平凡,卻難得寫得如此生動。」國燦至今仍記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提的還有英文老師楊泡冰。楊老師老態龍鍾,上課時必帶一根藤條。他每節課給學生聽寫10個單詞,每錯一個就必須排隊讓他打一下手心。雖然國燦在華文課上如魚得水,上英文課時他卻只能使勁往手心吐口水了。直到走上工作崗位,國燦的英文還是無法應用自如,他也因此吃了不少苦頭,此乃後話。
中正遇恩師
小學畢業後,國燦進入位於市區的中正中學,在這裡,他遇見了對自己產生重大影響的王梅窗老師。
教他華文科目的王老師來自中國,這位著名詞人曾出版過詞集《梅窗詞》,還出版過幾部小說及散文集。文學功底深厚的王老師教學方式傳統,但在指導學生寫作方面態度相當開明。每當給出規定的作文題目後,她都讓學生自由決定文體:詩歌、散文不限;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皆可。此時的國燦已開始接觸新詩,並對詩歌創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每每以詩歌的形式完成作文,私底下也嘗試投稿報刊並被頻頻採用。若干時日後,國燦的作文簿里積存了數量可觀的小詩,這些小詩經王老師潤飾後增色不少。王老師相信這些詩作跟報刊上發表過的那些湊在一起,足可出版一本詩集了,於是主動幫他跟南洋報社的負責人接洽,還寫了一篇長文作為序言。
1953年4月,國燦的處女詩集——《孩子底夢》出版,以周粲為筆名的「天才詩人」國燦從此享譽新華文壇。
除了王梅窗老師,當時就職於中正的其他華文老師如林惠瀛、劉瑜、葛青凡等同樣來自中國,他們的中文根基堅實,個個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尤其林惠瀛老師,他在詩詞、書法、篆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他們都成為當年中正學子們眼中的楷模,也間接促進了後來新華文壇的發展。每每提起他們,周粲總感慨萬千。
少年周粲愛好頗多,他曾學過六弦琴、鋼琴,參加過合唱團,同時也喜愛繪畫,但這些都限於淺嘗輒止,唯有詩歌創作,因為受到王老師的肯定和鼓勵,直至米壽之年的今日他仍筆耕不輟。
完成普通中學教育後,周粲進入位於加東區好人路的高級中學(同屬中正中學),來到美麗的中正湖畔,他遇見了兼職《南洋商報》文藝副刊編輯的陳振夏老師,陳老師同樣欣賞周粲的創作才華,在《南洋商報》文藝副刊發表了不少他的詩作。某日上課時,陳老師告訴同學們說只要有故事,他們也能像巴金一樣,寫出自己的《家春秋》。周粲「信以為真」,躍躍欲試。此時的他已賞讀了不少文學名著,除了詩歌創作,功底日漸深厚的他也開始嘗試小說、散文等體裁的創作。
大學深造
1955年,高中畢業後的周粲考入南洋大學中文系,本可成為這所大學的首屆學子(1956年入校),但因家道敗落,他只好教了一年書以賺取學費。
1957年,周粲正式入讀南洋大學。為了賺取足夠的學費、生活費,他白天上課,晚上教補習,此外他還去學校圖書館打零工。雖然每天都很忙累,但他還是加入了中文系的文學社團——「創作社」,負責文學刊物《大學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他也因此結識了低一屆的黃孟文。
1960年,周粲獲取一等榮譽學位。次年,他來到德新中學任教,他的中正同窗(六年)兼大學校友苗芒也同時來到了這所學校,兩位同樣少年成名的文壇猛將總覺得心中有一把火在燃燒,他們課餘談論的話題總也離不開文學創作。
一年後,周粲被調往教育部,成為一名視學官。四年後(1966年),周粲獲得一份政府獎學金,進入新加坡大學繼續深造。這年8月,周粲和鍾祺發起創辦《新詩月報》,周粲、杜紅、鍾祺輪流擔任執行編輯,1967年10月停刊,共出版十期。周粲任執行主編期間,苗芒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同他一起跑印刷館,一起校對稿件,出版後還帶到班上銷售。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李庭輝等人籌組的文學與學術團體「新社」成立。1967年3月,《新社文藝》(季刊)創刊,周粲與鍾祺任主編,1972年停刊。
除了詩歌、小說、散文創作,這一時期的周粲也寫起詩詞賞析來。1965年,他出版了《宋詞賞析》一書,1968年,他的第二部詩集《千年之蓮》出版。
多面手,加上多產,周粲的作品大量湧現於各類報刊。除了周粲,他也用其它筆名發表作品,常用的有丘陵、郁因、江上雲、林中月、艾佳、辛夷、奧斯等。
邊工作邊創作
1969年,獲取文學碩士學位的周粲再次回到教育部,先後擔任視學官、課程發展署華文專科顧問、教育學院講師等職,直至退休。
1970年,黃孟文發起成立「新加坡作家協會」,這年8月,該協會在里巴巴利路「風景樓」頂層宣告成立,14人出席會議,周粲是其中之一,後來他曾短期擔任副會長一職。兩年後,周粲跟年輕貌美的曾澤婷女士結為連理,安居於巴耶禮巴一帶。生活趨於安穩的周粲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進入了自己創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
1970至1980年代,周粲前後出版了遊記《蹤跡》、詩集《多風的早晨》《會飛的玻璃球》《捕螢人》、散文集《五色噴泉》、評論集《華文教學論文集》《新詩評論集》、短篇小說集《最後一個女兒》《魔鏡》《雨在門外》《窗外那雲》《周粲文集》《剝蕉記》等13部作品。
1975年,他的詩集《寫給孩子們的詩》獲新加坡全國書業發展理事會頒發的「兒童文學創作獎。






▲周粲部分作品(左右滑動查看更多)
1980至1990年代,他先後出版遊記集《摩登逃難記》、詩集《時光隧道》、書評集《綠窗讀書錄》、小說集《奪魂鈴》、微型小說集《惡魔之夜》、散文集《榴槤樹下》《都市的臉》、雜文集《方塊文字》、小品文集《白痴的燈籠》《螺旋梯》等十部作品。
1980年,他的詩集《捕蠅人》獲新加坡全國書業發展理事會頒發的「詩歌創作獎」。
1990年,周粲驚人的創作力再次受到肯定,這一次,他榮獲國家藝術理事會頒發的「新加坡文化獎(文學類)」,他是這個最高榮譽獎的第三位獲獎者。
1992年,58歲的周粲因不堪病痛的折磨(腰椎病)不得不提早退休。弔詭的是,就在辦理完退休手續的次日,那曾令他痛不欲生,叫他寸步難行的頑疾竟不藥自愈,至今不曾復發。究其因,應該跟他的英文不靈光有關,因為行政語言是英語的緣故,每當需要書寫工作報告或在公開場合使用英語時,華語出身的周粲就深感力不從心。退休之後,周粲日日腰板直挺,健步如飛,他迎來了自己華文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期。
邊生活邊創作
卸下公職的周粲跟普通男人沒什麼太大區別:早起攜同老來之伴驅車送孫兒上學,然後一同來到咖啡店消磨早餐時光,然後逛菜市場,再然後找個涼爽好去處坐下來享受讀報時光,間中若靈感來襲,即刻拿出手機大寫特寫一番。
回到家簡單午餐過後,他會繼續奮筆疾書,然後稍作休息,再然後,這個會寫作的男人搖身變為大廚助手,跟另一半一起做好一桌美味佳肴等孩子們下班回來享用。晚餐後的他則會到樓上播放機前學唱新歌,小他十來歲的另一半則在樓下播放機前學歌,互不干擾。學會後,他們會跟同好相約卡拉OK,每周一聚,夫唱婦隨。

▲周粲與夫人曾澤婷
忘了老之將至,忘了今夕何夕。無病無痛無公務,哼哼唱唱的同時,隨時隨地想寫就寫,痛哉!快哉!
對於集結出書,周粲「樂此不疲」。2012年,《周粲文學創作系列》計十二部橫空問世,加上之前出版的詩集(11部)、散文集(19部)、遊記(4部)、小說集(9部)、理論(7部)、選集(4部)、兒童文學集(11部),總計多達77部。此後的十年時間裡,他的出書速度毫無慢下來的跡象。2020年,他的閃小說選集《望海樓》出版之時,統計數目已達110。被稱「新華文壇標誌性的存在」,「不可複製的經典」。
著作等身的周粲有個壞習慣,就是從來不註明寫作日期,當然了,他對幾乎所有的重要日期似乎都不曾放在心上,比如何時娶妻、何時生子……統統一問三不知,好在記得自己「生於中秋節的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