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的首任國會議員劉嘉敏（Jasmin Lau）近日因分享她對新加坡出生率下降原因的「理論」，被指與普通新加坡人的挑戰、願望和生活現實完全「脫節」，引發強烈不滿。
劉女士在辭職參加2025年大選前，曾擔任公務員近二十年。她是在前高級部長李顯龍領導的宏茂橋組（Ang Mo Kio Group）團隊的支持下進入議會的。
現任政府「婚姻與父母身份重置工作組」成員的42歲劉女士，在最近參加CNA播客節目討論新加坡0.87的低生育率時，被問到她認為阻礙人們生育的「最大因素」是什麼。
「關於這一點，我有自己的理論，」她說，「我認為很多年輕人年紀輕輕就嘗過了優渥且富足的生活，所以他們的想法是：我不想放棄這種生活。」
她補充說，許多年輕人將為人父母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犧牲，包括旅行、住房選擇以及他們辛苦爭取來的其他舒適生活。她說：
「……他們看到父母談論為人父母時那種壓力山大的方式，感覺就像是一種損失。對他們來說，考慮生孩子就像是在生活中切掉了一塊。他們必須削減旅行次數，或者降低買房的規模，改變買車的類型。感覺必須失去某些東西才能換來一個孩子。」
「……現在享受現有的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他們為了達到現在的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終於能嘗到一點生活的甜頭。而進入一個必須放棄其中一部分的人生階段，我認為這就是阻礙許多成年人考慮下一步的原因。」
她隨後補充道：「那麼，這有解決方案嗎？非常困難。」
她注意到全球各國都在與生育率下降作鬥爭，因此建議更多人公開分享育兒和家庭生活的積極體驗，以鼓勵他人重新考慮生育。
「我認為，如果更多的人談論為人父母的成就感和快樂，可能會稍微改變人們的觀念，讓一個猶豫不決的人決定『好吧，試一試』。這能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她表示，她認為總和生育率（TFR）無法被「救回 2.0」。
「但我想，如果更多的人分享家庭生活是什麼樣子，孩子如何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以及孩子如何教會我們比自我學習更多的人生道理，那麼也許有些人會開始考慮：為什麼不試試呢？」
然而，她的言論迅速在網上引發反彈。許多新加坡人認為，導致夫婦推遲或避免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和結構性問題，而非生活方式的偏好。
「我覺得她的這段話跟我的人生完全沒關係，」一名評論者寫道。
另一人說：「不好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過著優渥且富足的生活。」
多名評論者指責劉女士站在特權階層的立場說話，未能理解許多新加坡人面臨的經濟壓力。
「她談論的是她的圈子，」一個人評論道。
其他人則指出了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如房價、就業不穩定性以及養育孩子的成本上升。
「她的理論錯了，是壓力巨大的生活環境不利於生育，」一名評論者在列舉了包括「養娃成本」、「沒有穩定工作」以及住房、教育和日常開支上漲在內的擔憂後說道。
另一人補充說，「BTO組屋變得越來越貴且面積越來越小」，這使得夫婦們更難規劃大家庭。
一些評論者表示，儘管多年來一直有相關反饋，但政府似乎與公眾情緒脫節。
「我很驚訝這個委員會一直以來對反饋充耳不聞，」一個人寫道。
另一人認為，政策制定者在不解決系統性問題的情況下，不公平地將責任推給公民。
「他們沒有去修復系統性問題，而是方便地將責任推回給公民，」該評論者說。
父母們也對孩子未來可能面臨的焦慮表達了看法。
「作為一名家長，面對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未來，我為我的孩子感到焦慮和緊張，」一名評論者寫道，並提到激烈的競爭、經濟壓力以及孩子成年後是否能應對這些挑戰的擔憂。
其他人批評她對新加坡人不願生育的原因理解過於簡單化。
「天吶，她真的知道基層在想什麼嗎？」一名網民質疑道，「不是年輕人想享受財富，而是新加坡沒有足夠的支持讓父母撫養孩子。」
該評論者隨後指出了昂貴的醫療、高昂的託兒費用、超長工作時間、狹小的公寓、不足的假期安排以及產後心理健康挑戰。
有些人將新加坡與那些他們認為提供更強支持系統的國家進行了對比。一名評論者提到了澳大利亞針對母親和新生兒的產後家庭訪問計劃，而另一人則指出了韓國對家庭的大規模補貼。
還有人質疑高薪的政治人物是否能真正感同身受普通新加坡人的掙扎。「當部長們能拿百萬年薪時，他們能懂多少養娃的問題？」一名評論者問道。
另一人寫道：「在生活成本上漲時，沒有什麼比一個百萬富翁政治家在教我們如何看待養孩子的『無形價值』更諷刺的了。」
一些評論者還建議政府應直接諮詢年輕的新加坡人和家長，而不是依賴內部理論。
「為什麼不邀請年輕人參加論壇，直接聽他們親口說出答案？」一名網民說。
其他人則指出了一個諷刺現象：一些政治人物本身家庭規模很小或沒有孩子。新加坡總理黃循財沒有孩子；而主持父母身份工作組的部長 Indranee Rajah 仍未婚。
「工作組應該開始詢問所有國會議員——為什麼他們單身、結婚沒孩子或結婚只有一個孩子，」一名評論者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