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領養父母 Sarah 和 Adam 曾在馬來西亞新山的一家快餐店裡緊張地等待，他們準備接回一名準備領養的嬰兒。這時，一名女子抱著新生兒走了進來。
經過簡短的交談，該女子直接對這對夫婦說：「現在就拿走……現在就把這個孩子帶回去」。
這對夫婦驚呆了——他們的領養中介沒有出現，沒有任何手續文件，關於孩子的信息也幾乎為零。
他們最終沒有帶走孩子，直接離開了。
那是去年 7 月發生的事。隨後他們才得知，自己的遭遇與一起橫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的嬰兒販賣案極其相似。
目前，印度尼西亞有 18 名女性和 1 名男性因涉嫌參與一個與新加坡領養「中介」有聯繫的嬰兒販賣團伙而接受審判。
CNA 本月早些時候報道，印尼法院獲悉，新加坡至少有四人在掩蓋為「領養」的幌子下，涉嫌參與販賣約 12 名嬰兒。
根據 CNA 看到的法庭記錄，70 歲的 Lie Siu Luan（化名 Lily）在 5 月 26 日的庭審中承認，將嬰兒販賣到新加坡，每名兒童獲利在 1.7 萬至 2.16 萬新加坡元之間。
法院獲悉，與 Lily 接觸的新加坡四個人被分別稱為「John」、「Petter」、「Mr Tan」和「Mr Chew」。
Lily 將他們描述為「來自新加坡的領養中介」，且擁有現成的客戶群。
CNA 已聯繫新加坡社會與家庭發展部 (MSF)、內政部 (MHA) 和新加坡警察部隊 (SPF)，詢問是否有新加坡公民因該案被捕或起訴。
今年 1 月，內政部和社家部在聯合聲明中表示，他們已知曉相關指控，新加坡政府正與印尼方面密切合作審查此事。
需求旺盛
儘管風險重重，但兩對新加坡夫婦告訴 CNA，他們之所以選擇海外領養並尋求私人商業中介，是因為需求太大了。
他們被開出了數萬新加坡元的領養價。在某些情況下，領養程序在最後關頭地崩塌。
根據移民與關卡局 (ICA) 的最新數據，2024 年共有 435 名兒童被領養並根據《出生與死亡登記法》進行登記或重新登記。
在新加坡，有四家機構獲得社家部授權進行強制性簡報和領養適用性評估：Apkim 社會服務中心、Paya Lebar 社區服務、路德會社區關懷服務和 TOUCH 社區服務。
潛在領養人可以通過個人關係尋找孩子，但社家部強調，必須確保孩子的來源、匹配和安置符合新加坡及孩子原籍國的法律。
「任何違規行為都可能影響領養申請，」社家部補充道。
Fei Yue 領養服務機構告訴 CNA，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裡，由於出生率下降，全球可供領養的兒童出現短缺。
一名發言人補充道：「這導致許多在通過適用性評估後尋求領養的夫婦感到沮喪，因為他們在本地甚至海外都找不到孩子。」
雖然嬰兒販賣並非普遍現象，但兩對新加坡夫婦告訴 CNA，他們在海外領養過程中遇到了嚴重的危險信號。一名家長表示，她當時擔心如果強行帶走孩子，自己可能會被捲入綁架案。
為了保護家庭隱私，接受採訪的潛在領養父母均要求匿名。
在新加坡領養孩子的流程：
潛在父母必須參加強制性的領養前簡報和關於披露領養身份的簡報。隨後，他們需要獲得由授權機構社會服務人員進行的「領養適用性評估 (ASA)」。
在獲得肯定的 ASA 評估之前，他們不能確定要領養的孩子。
一旦確定孩子，他們需要獲得生父母或相關人員的公證同意書，以及孩子的身份證明文件和詳細的費用清單。對於外國兒童，此時必須申請陪屬通行證 (Dependant's Pass)。
隨後，申請需提交至家庭司法法院。法院決定後，社家部將作為「領養監護人 (GIA)」進行社會調查，包括訪談和家訪。
如果法院批准領養令，孩子將獲得新的出生證明。如果申請被駁回，領養父母必須自費將孩子送回原家庭。
尋找嬰兒
2024 年，Sarah 和 Adam 決定要第二個孩子。由於 Sarah 已接近 50 歲，他們認為領養是最佳選擇，希望領養一名一歲以下的中裔女嬰。
他們聯繫了多家機構，但被告知沒有合適的人選。
「起初選擇很少，所以我們能找誰就找誰。我們知道等待期會很長，」Sarah 說。
2025 年 3 月，一名中介聲稱能為他們匹配一名將於 5 月在馬來西亞出生的嬰兒。儘管看到了關於該中介的負面評價，但由於這是唯一的機會，他們決定嘗試。
「我們知道權力在他們手裡，他們占據上風。我們只能格外耐心，」Adam 說，「如果我們表現得不耐煩，擔心他們會選擇其他父母。」
但很快問題出現了。關於生母和嬰兒的詢問經常得不到回答，母親的年齡和預產期一直在變。
嬰兒出生後，中介在 6 月初突然告知領養無法進行，理由是生母之前曾將另一個孩子送往新加坡領養。這個解釋引起了警覺，但夫婦倆不敢質疑。
CNA 調查發現，該領養機構的註冊資格在 2025 年 5 月已被註銷。
「現在就拿走」
然而，同年 7 月，中介再次聯繫他們，稱有另一個 7 月出生的嬰兒。儘管心存疑慮，Sarah 和 Adam 還是決定再試一次。
他們被告知領養費用為 3.5 萬新加坡元。7 月 25 日，他們約定在馬來西亞新山的一家律師事務所見面。
但當天，中介突然稱有緊急情況，讓他們在沒有她的情況下直接去見面。到達律師事務所後，他們發現根本沒有預約。
中介隨後指示他們在附近的一家快餐店等待。約 40 分鐘後，一名女子抱著新生兒出現。
「我們的心都融化了，女兒叫她『妹妹』，那是一個非常溫柔的時刻，之前的不安感被拋在腦後，」Sarah 回憶道。
但不安很快回歸。那名他們以為是保姆的女子突然要求他們「現在就拿走」並「現在就把孩子帶回去」。
Sarah 拒絕了，並解釋說在沒有正式文件的情況下這樣做可能被視為綁架。兩人迅速離開。
幾小時後，該女子打電話來，承認自己不是保姆而是馬來西亞中介，並試圖說服他們繞過原中介直接與她交易。
「感覺就像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拉進了人口販賣，」Adam 說，「我問自己是不是成了共犯，因為整個過程太詭異了。」
海外領養的坎坷
另一對夫婦 Nick 和 Gwen 也分享了他們的慘痛經歷。他們曾嘗試從越南領養一名嬰兒。
在經歷了漫長的手續後，他們飛往越南見到了嬰兒和生母。然而，在最後一步——生母帶著孩子飛往新加坡之前，生母突然失蹤，再無音訊。
「這太悲慘了，因為我們已經給孩子起好了名字，布置好了房間，」Nick 說。
隨後，他們通過另一家私人中介嘗試從印尼的坤詩亞岸 (Pontianak) 領養，費用為 3.8 萬新加坡元。他們飛往雅加達見到了孩子，手續也全部辦妥，陪屬通行證也獲批了。
然而，就在孩子計劃抵達新加坡的一周前，中介突然來電：「抱歉，領養無法進行。」理由是印尼政府不允許領養繼續。
Gwen 表示，她感覺自己完全被新加坡中介掌控，對方提供的信息極少，且不允許他們與對方直接聯繫。
社家部提醒：嚴審文件
社家部發言人表示，在潛在父母向法院提交申請前，部門會審查所有文件，包括出生證明、生父母同意書等，以檢查是否有身份造假或違規跡象。
社家部還會核查申請人支付的醫療費、法律費和中介費，並與生父母的確認記錄進行比對。
根據 2022 年《兒童領養法》，任何損害兒童福利的違規行為均被刑事化，包括通過欺詐、不正當影響獲取同意，或為非允許目的支付報酬。違規者將面臨罰款或監禁。
律師警告：警惕「捷徑」
律師指出，雖然法律加強了監管，但如果中介採取繞過系統的「捷徑」，問題依然存在。
Withers KhattarWong 的家庭法專家 Shaun Ho 表示，授權機構的審核非常嚴格，而某些非正規中介可能會為了快速成交而降低審核標準。
GJC Law 董事 Sandra Ong 提醒，以下是典型的危險信號：
機構不受監管或缺乏透明監督。
提供關於孩子背景的不完整或誤導性信息。
生父母在簽署同意書時顯得壓力很大或信息不足。
建議繞過強制性的適用性評估 (ASA) 或簡報。
Shaun Ho 警告，在某些腐敗嚴重的國家，出生證明可以偽造，且進入新加坡後很難驗證。他建議：「不要完全相信中介，多做研究，諮詢官方機構、醫生和律師。」
「美麗的旅程」
儘管上述案例充滿波折，但另一位領養母親 Nicole 的經歷則截然不同。她通過 SteppingStones 機構，在一年後成功領養了一名來自越南的六個月大男嬰。
「SteppingStones 的溝通非常及時，一步步引導我們，」Nicole 說。儘管等待期很長且充滿不確定性，但她認為領養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過程，應該將其正常化。
SteppingStones 的發言人表示，近年來領養的社會污名化已顯著降低，更多父母開始意識到向孩子誠實披露領養身份的重要性，這有助於孩子建立健康的身份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