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力部代理部长刘嘉敏（Jasmin Lau）在周三（10月14日）表示，新加坡将向那些重新设计岗位以适应灵活工作安排的雇主提供拨款和激励措施。
虽然政府仍在研究首批试点该政策的行业，但刘部长提醒，担任此类岗位的员工必须意识到，其薪资可能会根据所交付的任务、产出和结果而有所不同。
“我们正在研究关于‘灵活负载岗位’的几种方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称呼——有些人称之为‘碎片化岗位’（fractional jobs），有些人则简单地称其为兼职工作。”
刘嘉敏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举办的“2026年新加坡青年会议”上表示：“基本上，我们是在尝试寻找一种方法，帮助雇主重新设计他们的工作模式。”
这意味着雇主需要重新组合工作任务，使每位员工能够以不同的节奏工作。她在淡马锡店屋（Temasek Shophouse）举行的活动中指出，政府将为此提供拨款和激励措施。
“我们不期望从一开始就全面推行，因为必须先在某些行业的部分雇主中进行测试，看看是否可行，”同时担任数字发展与信息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刘嘉敏说道。
她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确定哪些行业和岗位最适合此类尝试，并计划从这些领域率先启动。
刘嘉敏还是“婚姻与育儿重置工作组”的成员，她强调，这种安排将超越单纯的婚姻和育儿政策，旨在支持任何在工作生活中需要灵活性的个体。
该工作组由总理公署部长拉贾（Indranee Rajah）主持，旨在应对新加坡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将探讨财务成本、工作与生活支持、看护、住房、医疗、学前教育和教育等因素。工作组将于明年年初公布研究结果。
“而且这种安排不必是永久性的。你可以在需要的一段时间内担任此类岗位，当你完成看护职责、孩子长大，或者不幸地在父母离世后重新全面回归职场时，你可以转换到另一个岗位。”
“断联权”
刘嘉敏还谈到了职场中新兴的“断联权”（right to disconnect）趋势，包括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实施。
她称这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实践”，但同时警告不要在规定每个人工作时间时过于死板。
“对我个人而言，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我在某些时段无法工作。有些人可以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回家处理私事，”刘嘉敏分享道。
“但我不行，因为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所以我会暂时关闭工作模式。但我会在晚上10点、11点或12点，在任何我可以工作的时间重新回来。”
“因此，我不希望我们陷入一种局面，即人们失去了这种灵活性，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不被允许’工作，或者在某些时段工作被认为是不妥的。”
她认为，公共服务部门作为大型雇主，可以在“断联权”方面发挥良好的模范作用。领导层必须身体力行，例如不要期望员工在周末回复消息。
刘嘉敏承认，当今世界的现状可能会让年轻人产生自我怀疑。
“我认为在当下的时空里，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工作压力以及对未来的诸多焦虑——世界看起来处处危机——你也会对自己是否能成为最好的版本感到不确定。如果你不能，那么为什么还要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然而，她表示，走向伴侣关系、婚姻以及为人父母的旅程是“极其美好的”，它包含了“心碎、泪水……以及有时难以言表的喜悦”。
“这些无法用语言形容，我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生命冒险，”刘嘉敏说。
她分享道，当她在社区遇到年长者并询问他们最常想些什么时，他们大多数时候告诉她，他们想的是孩子，希望能够再次看到孩子童年时的样子。
“他们从未谈论过工作、事业或房子。从未谈过，”刘嘉敏说。
极具个人色彩的问题
在开场白中，刘嘉敏表示，任何关于家庭、育儿和生育的问题都“极具个人色彩”，她不喜欢将其仅仅作为国家政策来讨论。
“每当我们将其作为国家政策讨论时，总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向年轻人说教，是否生育是个人选择，政府不应该干预’，”她说道。
刘嘉敏表示，虽然她经历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源于她“非常具体的个人背景”。
她补充道：“对我来说，如果我们不再生育，那么我就不应该从事这份工作，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再关心住房、未来或环境等话题，因为那样就没有新加坡了。”
“如果没有下一代或孙辈接班，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们大可以随遇而安，过好当下的生活，至于未来如何，就由人们自行选择。那么我们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因为没有新加坡，也就没有未来。”
她表示，塑造新加坡社会的未来是驱动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动力，并补充说，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对家庭和育儿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感触。
